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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具体的区分是繁琐的，但却是十分必要的。
大政府之所以成其为大，首因其权力过大。至于法律修订的频率，虽然土地征收法会不断作出修改，但从整体上看，也不会比单行立法的制订和修改更为频繁，换句话说，总的法律修订次数应该是一样的。
对历史上的个人主义者（如洛克、边沁、诺齐克等等）来说，法律和国家只是服务于个人主义终极目的之工具，是最普遍之目的性的技术性处分，是必然的痛疾。土地所有制与土地所有权并非同一概念。3、关于国家利益、公益团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推论第一，有效维护公益或私益的机制本身都是公共利益。五、从公私益关系出发界定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至此为止，我们已经论证了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必须界定，也能够界定。废弃物处理设施、公用厕所。
第三，科学研究的结论不可能价值无涉。公共利益既然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所以，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都可以进行比较。（Ⅳ）大前提错误，小前提虚假或不充分。
厄尔法官认为，法律规则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文本本身，而且还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其中批判性检验是保证这种接受具有合理性的根据。如果办案人员尤其是法官不具备对司法判决进行反省性思考或批判性检验的能力，或者即使具备这种能力但疏于对司法判决进行批判性检验，那么，做出正确的判决对他而言永远都是偶然的。这就是我们选择最能体现最大利益净余额原则的需要作为判断当事人需要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标准的理由。
这种主张得到格雷法官的支持。于是‘增进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是不可能的。
可能生活是由我们赋予它的描述条件来给出的，是被规定的，而不是被高倍望远镜发现的。因此，回报性公正和惩罚性公正不能被看作是两种公正，并且认为一种是真正的好而另一种是本质上坏的不得已手段，而必须被理解为公正的两个互相支持着的、互相搭配着的方面，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条件来确定或判断什么是公正。例如，国家赔偿法自颁布以来，由于为正当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当事人获得国家赔偿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再加之存在着赔偿标准过低、范围过窄等诸多弊病，致使老百姓实际很难获得应有的国家赔偿，实施效果极差，被老百姓戏称为国家不赔法，因而该法被列为2008年要求必须修订的法律规范之一。（2）组合（III）推导出来的可能生活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可接受性：虽然当事人的行为事实与法律构成要件相符合，具备了承担否定性可能生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但由于立法者为当事人创设的可能生活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是反人道的（二战期间德国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就是如此），因而是一种典型的恶法。
我们假定法律规则都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情况下，能否推出应得可能生活的关键就取决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充分、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减少多数人利益比减少少数人利益更接近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将那种应当获得的与事实上获得的在性质上相互背离的可能生活称之为错位的可能生活。如果连接大小前提与结论的推理形式无效，大小前提与结论之间就不会具有相关性，那么，即使给定的大前提正当合理，小前提真实可靠，大小前提的正当性合理性也无法传递给判决结论，以应得可能生活为内容的司法判决也就不可能构建出来。
总之，如果接受这个判决结论将会对他的未来生活产生全方位的负面影响，大大降低他的生活质量。在笔者看来，同时符合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四个构成要件的法律论证就是合理的，合理的法律论证就是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的决定性理由：（1）构成法律论证大前提的是有效的法律规则，它得自于公认的法律渊源（诸如制定法、法律裁决、法律学说和立法准备资料这样的法律渊源被认为是那些可用于评价法律论证的具体渊源类型）。
（二）法律领域中可能生活的基本特征可能生活概念是笔者从美国学者索尔·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演化而来的。作为制度性的、合理的法律论证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Ⅲ）大前提错误（法律规则或不具有正当性或不具有合理性），小前提真实充分。因此帕尔默的律师争辩说，既然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尔默被一份有效遗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在索尔·克里普克看来，可能世界就是‘世界可能会采取的各种方式，或是整个世界的状态或历史。6.惩罚性公正和回报性公正是创设可能生活的价值蕴含。纵观古今法律发展史，法律无一不是为了满足主体需要而设定的，法律所保护的各种权利也无一不能必然地归属于需要，不能归属于需要的法律权利是不存在的。上述三种可能生活之所以不具有可接受性，或者由于推出判决结论的大前提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或者由于推出判决结论的小前提不具有真实性，或者虽然大前提具有正当性并且小前提也具有真实性，但大小前提对于推出判决结论来说却不具有充分性，或者上述三种情形兼而有之，都属于前提不具有可接受性导致结论不具有可接受性。
但对终审判决，不管当事人是否认为该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他只能接受，不能拒绝，这时当事人接受司法判决是他无法拒绝的法律义务。例如：给非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分子创设一种有期徒刑或死刑的可能生活无疑是正当合理的，但无论法律规则多么正当合理，当事人（如佘祥林、聂树斌、杜培武）根本没有杀害被害人，那么，让这些当事人承担否定性可能生活（判处佘祥林十五年有期徒刑、聂树斌死刑、杜培武死缓）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不符合因果报应和罪刑相适应的公正原则。
合理的主动接受是法律论证活动追求的理想结果，也是本文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如果以强制力为后盾迫使当事人接受履行这样的司法判决，就是不合理的被动接受。
与其他所有人为的报应系统相比，法律体系是一种最完整、最严密、最有力的报应系统。如果我违法了，法律规定应当如何处罚就怎么处罚。
证据确凿可靠并且事实清楚充分是法律规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得以显现的客观依据。但是，相互矛盾的可能生活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同时演化为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是帕尔默不仅要承担杀害其祖父的刑事责任，而且必须剥夺他的继承权的可能生活。（四）对司法判决进行批判性检验就是对诉讼证明活动进行最为有效的司法监督不具备批判性检验能力的人是无法对办案人员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
（四）论辩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构建应得可能生活的制度保障应得的可能生活是从前提中推论而来的，但推出应得可能生活的前提没有一个是现成的，摆在桌面上供法官随取随用的，它们都是在诉讼证明的活动过程中获得的。例如，让加害人为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安葬费、赔偿经济损失甚至偿命都是可能的。
这有违于罪刑法定原则，法宫不能在判决之后对该罪行另加处罚。如果当事人不具备对司法判决进行反省性思考或批判性检验的能力，那么，获得正义（应得可能生活）对他而言也只能是一种奢望。
司法判决可以凭借法律的强制力迫使当事人接受和履行，但是被动的接受不应成为判决受众接受司法判决的常态，而只能成为主动接受的补充。作为基因的复合体，人总是自私的，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固有天性，这就决定了在利益冲突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需要具有对抗性。
不论在法律论证的内部证成还是外部证成过程中，既不存在形式谬误也不存在实质谬误。论辩双方以及法官都不能把错误的命题（如援引已经失效的法律规则或引用虚假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理由）当作建构可能生活的前提，也不能将正确的前提排除在建构可能生活的出发点之外。（一）应得的可能生活与错位的可能生活本文将那种应当获得的与事实上获得的在性质上相一致的可能生活称之为应得的可能生活。因为，社会公正要得到维持，哪怕是某种程度上的维持，就至少需要惩罚性公正作为一种随时可以实施的威慑存在。
（3）当事人举证不力与错位的可能生活在构建可能生活的法律论证活动过程中，获得肯定性可能生活总是那些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决定性证明的一方当事人。放弃或忽视惩罚性公正，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而且等于故意造成一种分配上的不公正，因为如果不以正义的暴力去对抗不正义的暴力，不去惩罚各种作恶，就意味着纵容不正义的暴力和帮助作恶，也就等于允许恶人谋取不成比例的利益和伤害好人。
因此，严重违反程序法律规则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获得的前提不具有可接受性。要想获得肯定性可能生活，就必须充分证立自己的诉讼主张，要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充分证立，就必须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自己获得肯定性可能生活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但这仅仅只是当事人接受司法判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更严酷地说，我们只不过是基因这架机器人格化的化身，是基因在主宰我们。